周恩来膀胱癌确诊全经过
四个红细胞的警示；专家诊断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我到西花厅工作的第二年起，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年代。周恩来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肩扛着行将倾倒的大厦。
长年的超负荷工作与抵挡明枪暗箭，终于把他整垮、累倒了。
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啊！4个红细胞，竟然有4个！我的心里为之一怔。一般认为，男性尿常规检查发现4个红细胞虽是多了点，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义。不过，问题是发生在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身上，即使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绝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侥幸心理。我必须顺着这4个红细胞紧紧地追查下去，弄个水落石出。
在那“特殊”的年月，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谁都明白，周恩来不能病倒、周恩来不能垮下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岂容马虎。这一小小的信号是否提示他体内确有隐患，心里没有底。
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敢声张，怕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跟着紧张与惊慌，更重要的是以免惊动邓大姐。
于是，我避开了他人，急忙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打了一个电话，向他通报总理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1972年5月12日，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啊！4个红细胞，竟然有4个！我的心里为之一怔。一般认为，男性尿常规检查发现4个红细胞虽是多了点，但亦不一定有何特殊意义。不过，问题是发生在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身上，即使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绝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侥幸心理。我必须顺着这4个红细胞紧紧地追查下去，弄个水落石出。
在那“特殊”的年月，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周恩来身上，谁都明白，周恩来不能病倒、周恩来不能垮下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岂容马虎。这一小小的信号是否提示他体内确有隐患，心里没有底。
在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不敢声张，怕西花厅的工作人员都跟着紧张与惊慌，更重要的是以免惊动邓大姐。
于是，我避开了他人，急忙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打了一个电话，向他通报总理在尿常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吴阶平听后，不无忧虑地说：“张大夫，你想办法再多复查几次小便常规，建议你们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
同时，我将周总理的尿常规化验发现4个红细胞，跟吴阶平通电话以及他的建议等情况，向中南海门诊部主任作了口头汇报，请他尽快将情况及时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以便适当时机报告毛泽东。吴阶平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若是对待一个普通病人就好办了，只要叫他每天留小便标本，随时去医院复查便是了。
但是，这疾病发生在周恩来身上，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你想要他复查小便，他会刨根问底，提出许多个“为什么？”你若没有把握向他解释清楚，令他听了觉得有道理，那你准会碰钉子。周恩来一天到晚，党、政、军各方面的大事，内政外交工作排得满满的，真叫日理万机，绝不可，也不该轻易去打扰他。
那么，怎样才能说服总理接受小便复查呢？
这件事使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真叫伤透了脑筋。过了两三天，我看了一些有关的医学文献，又向泌尿科专家讨教了相关知识，头脑稍微冷静了一点，最终归纳出“说服”周恩来有可能接受小便检查的五点理由：
(1)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红细胞渗透出血管壁；(2)泌尿系统结石，长期摩擦出血；(3)膀胱内炎症，引起黏膜充血；(4)肾脏血管畸形；(5)膀胱内长肿瘤。
尿常规复查与专家会诊势在必行，但不知道这五条“解释”周恩来是否能听得进去，我考虑只好先去讨教邓颖超，必须事先让她理解请她指教。
(1)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红细胞渗透出血管壁；(2)泌尿系统结石，长期摩擦出血；(3)膀胱内炎症，引起黏膜充血；(4)肾脏血管畸形；(5)膀胱内长肿瘤。
尿常规复查与专家会诊势在必行，但不知道这五条“解释”周恩来是否能听得进去，我考虑只好先去讨教邓颖超，必须事先让她理解请她指教。
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解释”。“你是好意，下了不少功夫，但不能太急；他正忙的时候不要去跟他说，说了也听不进去，得找机会。你的说法，我听了没有什么意见。”邓大姐的首肯亦很重要，得到她的支持，起码给了我勇气。
一天下午，我从秘书那里得知总理不外出开会，在家办公。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来去洗手间的时机，紧随其后。待他一切都办利索了，到洗脸池旁洗手的工夫，我凑过去抓紧机会发表“演说”：
一天下午，我从秘书那里得知总理不外出开会，在家办公。我耐心地等到了周恩来去洗手间的时机，紧随其后。待他一切都办利索了，到洗脸池旁洗手的工夫，我凑过去抓紧机会发表“演说”：
“总理，我向您报告一下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我将这次体格检查的其他各个项目都属正常的事说完以后，再以平和的语气说道：“这次小便化验，发现有几个红血球……”
“有多少红血球？有问题吗？”他未待我把话说完，就接着问。
“有4个红血球。”我边说边注视着他的神情变化，故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周恩来曾因我说话太快批评过我。
周恩来懂得不少医学知识，他曾亲自过问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央几位患有恶性肿瘤的重要领导人的医疗，如陶铸、陈毅、彭德怀、谢富治等人。对于他们的病情以及后果，他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
周恩来懂得不少医学知识，他曾亲自过问毛泽东，以及当时中央几位患有恶性肿瘤的重要领导人的医疗，如陶铸、陈毅、彭德怀、谢富治等人。对于他们的病情以及后果，他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他故意提高了嗓门说。
“总理，不是发现几个红血球觉得大惊小怪，应该把尿中发现红血球的原因搞清楚。”我继续解释道。
周恩来平素认为我这个人“好辩”，凡事总想多解释几句。其实，我哪里敢同总理“辩”呀。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就是了，但有时也引起误解。他对我的“解释”认为是“好辩”，或以为我故意顶撞他，这就变“争辩”为“强辩”了；自然，我亦担心他不要把“强辩”再升级为“狡辩”。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并不介意我对他的“好辩”或“强辩”，更没有认为我有意顶撞他。关键问题是周恩来的性格是不喜欢别人一味地对他阿谀奉承，看他的脸色行事，那样的话，他便听不到真实的意见了。我这个人是直性子，说话、做事快人快语，决不善观气色、见风使舵，而是讲老实话。
这时，周恩来洗完了手，朝卫生间门口走去，我心想，这一回把事情办糟了。但见他走得比平时慢，好像愿意继续听我说下去的样子。我便接着说：“我们已请几位专家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统结石；第三、泌尿系统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嗯？”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打断了我的话。其实，他这样说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问题点破了。
看来，问题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往下解释：“总理，在各种肿瘤中，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可以根治。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膀胱癌的预后情况是这样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反复地治疗；其余三分之一病人的后果是……”
“最后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对吗？”从表面看来，周恩来似乎心不在焉，没有仔细听我“宣讲”什么学术论文似的。其实，他听得很仔细，他未等我讲完，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他大概认为一个人只要患了癌症，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况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里去七查八查的折腾，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是恶性肿瘤，从根本上说，亦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身体则可能彻底搞垮了。那样，自己吃了苦头还不算，又会误了许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样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如实汇报了。
“那么，你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此时，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
“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及建议。
这一次，周恩来几乎是笑着说：“原来是要化验小便，你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啊，什么时候化验？现在就要查吗？”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北京医院检查。”我抓住机会不放。
他转身向抽水马桶走去。我拿起原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尿化验报告单出来了。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3天时间，红细胞数量竟增加了1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事———那要命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9个无法更改的字，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们几个值班室里接触到这张化验报告单的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一瞬间，都像是被哪一个妖道使了什么“魔法”一样，大家一动不动无言地愣在那儿，目光都紧盯在这张化验单上，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确是“看错”了。总之，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惊悸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满含热泪，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有人忽然间离开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间去大哭一场。
我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尚有许多事急等着我去处理。首先必须报告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是否先组织专家会诊，具体列出专家名单，同时，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等。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里，“老爷卫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级保健医疗单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没有真正的上级业务领导部门指导工作。专家队伍中，大多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国的特务”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许多专家已被下放劳动、参加医疗队，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几个专家为中央领导人看病。
这时候，幸有“北京第二医学院”吴阶平院长尚没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真可算是“硕果仅存”了。吴阶平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都很敬重他，认为他对工作热情负责，乐于助人，且从不借故推托。自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会遇到业务问题，也会碰上一些同业务不搭界却较难办的事情；我们常常向他求教，他也总是中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我们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佐良，你还是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吧，大家在一起再多商量一下，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吴阶平长如是说。
这时，周恩来洗完了手，朝卫生间门口走去，我心想，这一回把事情办糟了。但见他走得比平时慢，好像愿意继续听我说下去的样子。我便接着说：“我们已请几位专家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统结石；第三、泌尿系统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嘛!有话就直截了当说出来。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嗯？”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打断了我的话。其实，他这样说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把问题点破了。
看来，问题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往下解释：“总理，在各种肿瘤中，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的，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可以根治。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和统计资料表明，膀胱癌的预后情况是这样的：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三分之一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反复地治疗；其余三分之一病人的后果是……”
“最后那三分之一的病人就是死亡，对吗？”从表面看来，周恩来似乎心不在焉，没有仔细听我“宣讲”什么学术论文似的。其实，他听得很仔细，他未等我讲完，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他大概认为一个人只要患了癌症，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况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里去七查八查的折腾，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即使查出来也是恶性肿瘤，从根本上说，亦没有好的治疗办法，而身体则可能彻底搞垮了。那样，自己吃了苦头还不算，又会误了许多工作，所以他才那样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如实汇报了。
“那么，你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此时，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
“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诊断。”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及建议。
这一次，周恩来几乎是笑着说：“原来是要化验小便，你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啊，什么时候化验？现在就要查吗？”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北京医院检查。”我抓住机会不放。
他转身向抽水马桶走去。我拿起原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尿化验报告单出来了。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3天时间，红细胞数量竟增加了1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事———那要命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这9个无法更改的字，使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我们几个值班室里接触到这张化验报告单的人，不论是医生、护士或是其他工作人员，一瞬间，都像是被哪一个妖道使了什么“魔法”一样，大家一动不动无言地愣在那儿，目光都紧盯在这张化验单上，希望自己的眼睛的确是“看错”了。总之，人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令人惊悸的事实。但是，此时的人们都情不自禁地满含热泪，有人忍不住抽泣起来，有人忽然间离开值班室奔向自己的房间去大哭一场。
我不能在此耽搁过久，尚有许多事急等着我去处理。首先必须报告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是否先组织专家会诊，具体列出专家名单，同时，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等。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在那“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岁月里，“老爷卫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级保健医疗单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没有真正的上级业务领导部门指导工作。专家队伍中，大多被扣上了“反动学术权威”、“××国的特务”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许多专家已被下放劳动、参加医疗队，一时间，几乎找不到几个专家为中央领导人看病。
这时候，幸有“北京第二医学院”吴阶平院长尚没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信任，真可算是“硕果仅存”了。吴阶平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治学严谨，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我们这一代从事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都很敬重他，认为他对工作热情负责，乐于助人，且从不借故推托。自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会遇到业务问题，也会碰上一些同业务不搭界却较难办的事情；我们常常向他求教，他也总是中肯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我们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佐良，你还是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吧，大家在一起再多商量一下，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吴阶平长如是说。
吴阶平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会诊。
专家们会诊时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背对背”会诊(即不告诉病人姓名)。当即决定，由中南海门诊部派一名医生随吴德诚教授一同前去。他们到天津，请虞颂庭，在上海，请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泌尿外科老前辈熊汝成教授等人会诊。
至5月18日，我们将京、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汇总，跟北京病理学专家在看法上没有异议。
最后，为慎重计，我们很快将京津沪三地会诊过的专家都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对于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疗意见完全一致。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自从说服周恩来接受反复化验小便以来，他很认真，每次去卫生间解小便，都注意叫人帮他留取尿标本作化验。与平时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询问小便化验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并不是周恩来的疏忽大意，亦不是他对自己的病情不在意。谅必，他已经敏锐地从保健医生及专家的言谈举止中察觉到某些症结。比如，按惯例，保健医生应当主动向他汇报每次化验尿的结果。现在，小便化验已经做了好几次，结果早已出来了，但医生及专家们同他见了面，没有人主动跟他提及此事，似乎有意在回避他。
作为中国共产党元老级政治家的周恩来，他知道正确地对待这件事，不愿难为医生。医疗组成员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既不希望周恩来向医生直接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可又希望他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此期间，周恩来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至5月18日，我们将京、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汇总，跟北京病理学专家在看法上没有异议。
最后，为慎重计，我们很快将京津沪三地会诊过的专家都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对于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疗意见完全一致。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尽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后果等。
自从说服周恩来接受反复化验小便以来，他很认真，每次去卫生间解小便，都注意叫人帮他留取尿标本作化验。与平时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询问小便化验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并不是周恩来的疏忽大意，亦不是他对自己的病情不在意。谅必，他已经敏锐地从保健医生及专家的言谈举止中察觉到某些症结。比如，按惯例，保健医生应当主动向他汇报每次化验尿的结果。现在，小便化验已经做了好几次，结果早已出来了，但医生及专家们同他见了面，没有人主动跟他提及此事，似乎有意在回避他。
作为中国共产党元老级政治家的周恩来，他知道正确地对待这件事，不愿难为医生。医疗组成员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既不希望周恩来向医生直接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可又希望他能得到及时的治疗。
在此期间，周恩来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及生活，是次要原因。
第一次突然尿血
1973年1月13日，正值隆冬季节，农历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刮了好几天，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片云彩。这天大清早6点多钟，周恩来批阅完大量文件离开了办公室。按他的老习惯，仍然怀抱着一大摞文件放到卧室床头边。然后，他去卫生间洗漱。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红色，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老张吓坏了。
此时，我在内院东厢房里刚洗漱完毕，吃了安眠药躺到床上。忽然，房间里平时只响几下的电铃呼叫声，此时“吱、吱、吱吱……”持续不停地响了起来。紧接着，我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外，随后是一阵“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只说了声：“请进！”
老张已推门进来了。只见老张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手里举着玻璃尿壶。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高声嚷道：“张大夫，你瞧，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红了！怎么办？你快去吧，总理正在卫生间里等着你呢！”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开了窗帘，室内亮堂了，看到老张举着尿壶的手在抖动，玻璃尿壶中有200多毫升的鲜红色血尿在晃动。
“总理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问道。
“你快去卫生间吧，他在等你哩！”他说完话，便独自走了。
我追出房间去，紧跟在他后边一路小跑来到总理身边。他正穿着睡衣，平静地躺在大沙发上等着我。
我见了总理，简单地问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时有没有特殊的感觉，身上有无不舒服？”
“没有特别的感觉。”他说。
这时，我看出来，他还是有点紧张。他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常严肃的样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着天花板。他违反“常规”地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有血尿——这样一个通常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问题。
我见周恩来不再说话，我也不愿再引出别的什么叫我难以应答的话题。我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话均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请他早些上床睡觉。于是，我向他建议道：“您先服一点安眠药睡觉，我马上请吴阶平院长和卞大夫来，一起商量诊断及治疗问题。”
“好么。”周恩来只说了两个字。当我要离开时，他从沙发上起身，说：“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马桶边，并拿着玻璃尿壶去接尿，玻璃尿壶里大约有几十毫升鲜红色血尿，不，那是鲜血。
1973年1月13日，正值隆冬季节，农历三九寒天滴水成冰。寒冷刺骨的西北风呼呼地刮了好几天，把天空“清扫”得干干净净没有一片云彩。这天大清早6点多钟，周恩来批阅完大量文件离开了办公室。按他的老习惯，仍然怀抱着一大摞文件放到卧室床头边。然后，他去卫生间洗漱。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红色，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老张吓坏了。
此时，我在内院东厢房里刚洗漱完毕，吃了安眠药躺到床上。忽然，房间里平时只响几下的电铃呼叫声，此时“吱、吱、吱吱……”持续不停地响了起来。紧接着，我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外，随后是一阵“咚咚，咚咚”的敲门声。我只说了声：“请进！”
老张已推门进来了。只见老张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手里举着玻璃尿壶。这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高声嚷道：“张大夫，你瞧，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红了！怎么办？你快去吧，总理正在卫生间里等着你呢！”
我急忙穿衣起床，拉开了窗帘，室内亮堂了，看到老张举着尿壶的手在抖动，玻璃尿壶中有200多毫升的鲜红色血尿在晃动。
“总理怎么样？他说了什么吗？”我一面穿衣服，一面急切地问道。
“你快去卫生间吧，他在等你哩！”他说完话，便独自走了。
我追出房间去，紧跟在他后边一路小跑来到总理身边。他正穿着睡衣，平静地躺在大沙发上等着我。
我见了总理，简单地问道：“我看到了血尿。您排尿时有没有特殊的感觉，身上有无不舒服？”
“没有特别的感觉。”他说。
这时，我看出来，他还是有点紧张。他说话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非常严肃的样子，眼睛不看我，而是盯着天花板。他违反“常规”地没有问我为什么会有血尿——这样一个通常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问题。
我见周恩来不再说话，我也不愿再引出别的什么叫我难以应答的话题。我觉得此时此刻说什么话均是多余的，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请他早些上床睡觉。于是，我向他建议道：“您先服一点安眠药睡觉，我马上请吴阶平院长和卞大夫来，一起商量诊断及治疗问题。”
“好么。”周恩来只说了两个字。当我要离开时，他从沙发上起身，说：“我要解小便。”
我立即扶他到抽水马桶边，并拿着玻璃尿壶去接尿，玻璃尿壶里大约有几十毫升鲜红色血尿，不，那是鲜血。
泌尿科临床医生称此为“全程血尿”，即整个排尿过程中排出来的都是血尿。另一些病人，他们排尿开始时排出的是颜色正常的小便，到排尿行将结束时排出的尿呈“鲜红色”，专家们称之为“终末血尿”。
看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周恩来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时治疗，血尿是迟早会出现的，这本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现了血尿，我又亲自用玻璃尿壶接下了他排出的鲜红色尿液，预料已成为事实。此时，我的心里相当紧张，尤其在见到周恩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言，又似有点苦涩的神情，我感到很难过。
周恩来解完小便回卧室去睡觉。见他未向我提什么问题，亦没有话要对我交代，我即吩咐护士给他加服止血药、镇静药和防止发作心绞痛的药物；若他在睡眠中醒来有何不适，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观察病情。
因为是清晨，估计吴阶平院长尚未离家到单位去，我向护士交代完事情，马上出来给吴院长挂通了电话，将清晨发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简短地向他叙述了一遍，并商定派汽车接他到西花厅来。
看来，对于“膀胱癌”这三个字，再也无法跟周恩来捉迷藏下去了。周恩来患早期膀胱癌，只要不及时治疗，血尿是迟早会出现的，这本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但是，今天早晨突然出现了血尿，我又亲自用玻璃尿壶接下了他排出的鲜红色尿液，预料已成为事实。此时，我的心里相当紧张，尤其在见到周恩来那种难以名状的无言，又似有点苦涩的神情，我感到很难过。
周恩来解完小便回卧室去睡觉。见他未向我提什么问题，亦没有话要对我交代，我即吩咐护士给他加服止血药、镇静药和防止发作心绞痛的药物；若他在睡眠中醒来有何不适，或是起床解小便，都要叫醒我去观察病情。
因为是清晨，估计吴阶平院长尚未离家到单位去，我向护士交代完事情，马上出来给吴院长挂通了电话，将清晨发生血尿等一切情形，简短地向他叙述了一遍，并商定派汽车接他到西花厅来。
吴院长听后很焦急，希望立刻亲自来看望周恩来。
吴阶平院长是著名的泌尿外科专家，更重要的是他不仅熟悉我们的保健工作，并且对党中央许多领导人都很熟悉，我们同他讨论任何问题可以直截了当，不必有何忌讳。
吴阶平、卞志强和我，对周恩来的病情都是清楚的，可能预见到的各种病情变化及其可采取的相应措施都有预案；有关情况，我们也曾在1972年5月向党中央作过口头与书面报告。现在我们聚在一起要商量的首要问题是，根据今天早晨周恩来发生血尿的情况，立即提出请求，向党中央负责同志口头汇报，同时写一份书面报告呈中央各有关领导同志，希望周总理能尽早住院治疗。（ 张佐良）
———摘自《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